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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
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   2014-05-06 作者: 来源:北极星节能环保网 文字大小:[][][]

■从“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”到“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”。

■从“观鸟、种树、拣垃圾”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、一条特定的江河、一个特定的村庄

■从“只有一个志愿者,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”,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,精确数字无法统计

■从“夹着尾巴做人,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”到醒目存在,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,分得话语权

■从偶尔“基于私交,联系到高层资源”到“批评、监督、呼吁知情权——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”。

  1990年代初期,一位老者经常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三义庙,叫上一名叫杨东平的年轻人,去不远处的紫竹苑公园,谈话。

  这位老者,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。而杨东平,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,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——自然之友的发起,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,“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,就是梁先生的夫人,后来变成十个人,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。”

  谁都不曾想到: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,在后来的十数年中,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。

  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。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,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、草根组织加入其中,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。

  又一个白求恩

  “观鸟、种树、拣垃圾”

  事实上,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,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。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。发起人刘德天,是《盘锦日报》记者。

 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,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。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,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。

 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,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“濒危”与“生态”的词汇,“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。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”。

  另一位外国人——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乔治˙阿奇博,则让刘德天“想起当年的白求恩”。“又有一位加拿大人,为了世界的、中国的鸟类保护来到中国,这些行为都是跨越国界的。”当年还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话,却是两种思维撞击的真实逻辑。

  三年后的北京,梁从诫、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,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。最初的思路,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,就连“自然之友”这个名字,都是从香港“地球之友”借来的灵感。

  注册问题屡屡碰壁,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,至今,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。

  紧随其后,1990年代中期,地球村、绿家园宣告诞生。

  当时,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——慈善基金会、红十字基金会、扶贫基金会,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。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,登上舞台。

  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,后来被概括为“观鸟、种树、拣垃圾”——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、环境意识启蒙。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,发现有关“环境”,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“环境卫生”和“绿化”。用他们的话来说,处于“浅绿”状态。

  等到接下来的十年,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,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、讲究卫生般简单,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“深绿”的环境意识,推动政府和公众由“浅绿”走向“中绿”的时候,很难说,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。

  一切自舆论始

  “环境意识,从伤痛中来”

  变化,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。1998年的大洪水、随后北京的特大沙尘暴,一系列灾害性事件,一个个癌症村,唤起了公众的警觉——环境正在急剧恶化。用汪永晨的话来说,“环境意识,从伤痛中来。”

  1995年、1996年,梁从诫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,要求首钢搬迁。有人觉得不可思议——人们理解作为纳税大户的首钢,却不察觉作为污染大户的首钢。

  后来,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,要求禁绝藏羚羊绒的贸易——因为欧洲是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。布莱尔次日复信表示支持。今天,成龙在电视屏幕上说“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”,人们习以为常;但在十多年前,这是惊世骇俗之举。

  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的成立,拉开了环保议题公共化的闸门。从1995年起,到“野牦牛队”去当一个志愿者,成为民间一种被赋予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。

  无论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,还是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,都曾是记者,这体现出民间环保行动成长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——借力媒体,一切自舆论始。

  2000年,针对都江堰杨柳湖危害生态的水利工程,两个月之内出现180篇(组)新闻报道,工程后被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叫停。民间环保团体通过舆论对决策的影响,自此开始。

  随后,2002年的关键词是“昆玉河”,2003年开始是“怒江”,2005年是“圆明园”、“环境影响评价”和“松花江”。

  尤其是围绕怒江水电的争论,涉及地方政府、中央部委、电力企业、专家、民间环保组织,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密集关注,最后以温家宝总理暂缓建设的批示而告一段落。

  而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质疑,在公开参加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后,环保组织又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,经由媒体放大声音后,终于在一个月后促成了整改工程,被看作“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”。比起几乎是闭门召开的昆玉河工程争议对话会,只不过事隔三年。

  到了2005年,人们已经不得不用“风暴”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。

  环评风暴,更接近于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和NGO的一次默契互动。环保总局最终升格为环保部,环评一票否决得到确立,之后更延伸出流域限批、区域限批等杀手锏。而环境NGO也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,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,分得了自己的话语权,他们一呼百应,相互联动。

  现在已经很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不得不承认:比起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,这十余年,环境NGO产生的现实影响是明显的。

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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